巍巍学府，弦歌不辍。大学校园里，一座座博物馆珍藏文明记忆，一间间校史馆铭刻奋斗足迹，一幢幢图书馆承载智慧结晶，一栋栋老建筑见证时代变迁。今天跟着央视新闻的“校馆弦歌·传承红色基因”系列，让我们一起走进高校，探寻那些深植于校园的精神地标——

马寅初，原名元善，字尹初，后改名寅初。是蜚声中外的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马寅初先生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首位专任院长，是当时中国最具现实关怀的经济学家，经常以专业素养与热情提出见解，影响财政当局与社会舆论。

叶仲玑（1915年~1977年），安徽黟县人，我国著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建国后，历任重庆大学副教授兼建筑系主任、重庆市第二届政协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委员等职，对我国建筑事业和建筑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吴芳吉（1896-1932），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坝人，字碧柳，自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重庆大学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是诗词改革的先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举国皆知、享誉一时的爱国诗人，是中国诗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吴芳吉自幼勤奋好学，十三岁时写出以诗论文、豪放严谨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而名噪全川，被誉为神童。1910年，十五岁的吴芳吉考入清华园留美预科学校，1912年因抗议美籍教师辱骂中国同学愤而离校返乡。1919年秋赴上海任《新群》杂志诗歌编辑。其后，先后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西北大学、东北大学讲授国文。1927年受聘为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29年筹办重庆大学，任文预科主任。1931年任江津中学校长。曾自编《白屋吴生诗稿》，后经人整理，有《白屋先生遗书》《白屋嘉言》《白屋家书》等出版。1932年5月9日病逝，享年三十七岁。吴芳吉是第一位创作现代格律诗的诗人，其短暂的一生留下了600多首优秀诗篇，被称为“诗词改革的先驱和开拓者”“现代诗史上有建树的六位诗词名家”之一。吴芳吉的至交好友吴宓曾这样评价吴芳吉：“吾生阅人不少，又读书所及。尝细绎中古今人之性情行事，用为比较，窃谓若论其人之天真赤诚，深情至意，不知利害，不计苦乐，依德行志，自克自强，一往而不悔，则未有如我友碧柳者。”

1964级采矿系机电专业陈仲尧校友回忆：虽然离开重庆大学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脑海里仍然留下很多校园生活的记忆。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他在重庆大学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仲尧校友入学重庆大学的1964年，正是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高等院校认真贯彻《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即“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历史时期。根据“高教六十条”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重庆大学加强领导，严格教学管理，不仅有完善的学业考核制度，还有健全的各级党、团组织和学生会组织，积极开展各项面向全体学生的活动。如组织学生参观红岩村、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到重庆市壁山、铜梁部队当兵锻炼的国防教育，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娱体育活动……在入学一年多的校园生活中，陈仲尧校友亲身感受到重庆大学“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且对能够入学重大充满自豪感，对今后的前途充满信心。

毛鹤年(1911.09.23-1988.10.02)，电力工程学家，曾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重庆大学教授。长期担任国家电力工业技术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电力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毛鹤年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电力工程技术专家，长期担任电力工业技术领导工作，在电力系统的规划、设计、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电力工业技术管理上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他领导并组建了各大区电力设计、规划、建设等科研机构，组织制定了电力设计和建设技术规程和管理制度，主持了我国第一条220千伏、330千伏、500千伏高压与超高压输电线路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工作。此外，毛鹤年先生还曾多次出国参加并主持国际学术会议，为促进我国电力、电机工程事业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做出了贡献。毛鹤年先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十年动乱时期，他始终坚信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同极左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定地拥护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生活上，毛鹤年先生作风俭朴，克己奉公，把自家大量遗产上交给国家，长期把月工资的40％缴纳党费，是为政清廉的模范；他以身作则，遵守各项制度，是维护党风党纪的表率；他宽厚待人，关心群众，团结同志，热心培养年轻人，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良师益友，深受电机工程界广大群众的敬重和爱戴。尽管年迈体弱，与病魔纠缠抗争15年，毛鹤年先生仍孜孜不倦，勤奋工作，解决技术关键问题。为解决电力投资不足问题，积极筹划集资办电，终年风尘仆仆，跑遍了南通、石洞口、福州等建设工地，还专程考察了三峡工程坝址，直到卧床不起，为电力工业的振兴贡献了全部智慧和力量。

黄汲清（1904－1995），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在大地构造学、石油地质学、地质制图、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少年出蜀 1917年，一个14岁少年的求学书信从西南成都出发，抵达千里之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这一年的中国，大事纪要纷乱翻覆得就像一张乱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下，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北京城里上演一出复辟丑剧，“护法运动”的枪声从南方响起。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军阀混战之外，一场瘟疫悄无声息地袭向中国东北。伍连德博士临危受命，回国抗击疫情。人们说，这是中国近现代公共卫生史的起点。 而在中国西南，一个14岁的少年——陈志潜，日后也将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留名。但此刻，他还不知道前路何如，而是蹲守在罹患重病的继母榻前，对抗命运的重演。 “在我幼年时，除了父亲和二叔，家中每个人都在我的童年时逝去......”母亲、姐姐、弟弟、姑姑......很多年后，陈志潜提起童年时经历过的一次又一次永别，依然能回想起那常年弥漫家中的草药香和失灵的神佛。 而这一次，在寻遍中医却治病无果后，陈志潜陪同继母叩开一家西医诊所的大门。通过西医治疗，继母的病渐渐治愈。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诊疗仪器和手段给陈志潜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现代医生，治病救人。 动荡的时局里，似乎一切都要让位于“救亡图存”。学医能救中国人吗？陈志潜大概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接二连三失去至亲的童年记忆让他坚定“学医”的选择，只想从疾病与死神手里救下更多的人。 1921年，不满十八岁的陈志潜终于克服万难，如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他穿过西南连绵的阴雨，踩在了北京的梧桐叶上。 从一颗颗树到一片森林 “临床医学之于病人，如同面对森林里的一颗颗树，哪棵树生病了，就去治哪棵。公共卫生学面对的则是一群人，保护的是一大片森林。你认为，目前的中国最需要怎样的人？”1929年，曾经教授过陈志潜公共卫生学的兰安生教授如此问他。 此时的陈志潜刚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打算今后做一名皮肤科医生。其实，他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四年前，“五卅运动”带给他极大的震撼，令他开始思考自己所学的专业如何才能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展开联系。 通过实地调查，陈志潜直观地了解到，贫穷、落后、愚昧、疾病依然侵蚀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北京城郊的农村里，人们没有洁净的饮用水，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依然存在，“脏乱差”的环境成为大大小小传染病的温床，天花、霍乱肆虐——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死于天花等疾病，而这些疾病实则完全可预防。 当时的中国，比起某一领域的优秀临床医生，更缺少公共卫生事业、乡村卫生事业的拓荒人。 不经意间，站在人生路口的陈志潜也站在了历史的路口，风雨飘摇。 走出象牙塔 1929年，在前往南京北郊的晓庄时，陈志潜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卫生事业联系在一起”，而此后，他将用一生的时间来践行他的伟大信条。 晓庄试验区是由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进行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的试验区。在晓庄，陈志潜和妻子一起开设“夫妻卫生所”，为农民们预防接种、治疗疾病并传播卫生知识。多年后陈志潜回忆起晓庄岁月，说：“那段经历使我明白，医学的最终目的和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意义。”正是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促使陈志潜“走出象牙塔，为变革现实而奋斗”。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没有改变乡村落后现状，一些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碰壁，便把目光投向农村，进行民间社会改良。一时间，社群实验与乡村建设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 1931年，乡村改造运动倡导者晏阳初先生邀请陈志潜来到河北定县，担任试验区的卫生教育部主任。在定县，陈志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地调查，以此制定卫生保健计划。他需要“算一笔账”——如何让每个农民每年只支付10美分，就能享受到较好的医疗卫生保障。 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在此之前没有先例，但陈志潜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体系必须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是能“在村里生根的”。于是，定县的田间沟壑上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背着药箱的保健员们穿梭在村里，村民们日渐熟悉阿司匹林、碘酒等原本陌生的药名。这些保健员由村民志愿担任，他们协助接种，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是整个卫生体系的最低一级。 而在村级之上，还有乡级保健所、县级保健院。这一体系取得极大成功。1934年，当华北平原上霍乱肆虐时，定县只发生了几例病情。每人年均只花费了0.1银元，就避免了天花等疾病的侵袭。 七七事变后，抗战的烽火烧至华北，定县试验被迫终止。但乌托邦式的乡村实验区里孕育出蜚声中外的“定县模式”——成为基层公共卫生建设的典范。 何日出三峡 “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根本不值一顾的，”王尔德说，“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 定县模式的创立，陈志潜用了七年；而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他毕生的志业。1947年，陈志潜四处奔走，多方筹资，创建了国立重庆大学医学院。担任重庆大学医学院院长期间，陈志潜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公共卫生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推行“定县模式”的社区医学，自此全国普遍开展农村卫生建设。陈志潜因此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 “乡村试验”、“公共卫生”，这两个关键词与陈志潜的人生轨迹紧密缠绕。 在今天的时代语境里，我们所面对的关键词与他的何其相似。乡村，它曾寄托无数建设者们乌托邦式的乡愁，而在今天，被作为一个共同愿景最终实现的见证之地。那朵1917年曾飘在中国东北上空的疫云，如今又飘回来。“新冠”阴云弥漫世界之时，关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讨论几度重回大众视野。2020年4月2日，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人们意识到，历经百年建设的公共卫生学科在此次疫情中依然显露短板。 《晚清七十年》里，唐德刚谈“历史三峡”论。如今看来，虽然相隔数十年，陈志潜先生曾面对的“三峡”，今天的我们仍然面对——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和乡村建设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在陈志潜的遗著里，他恳切地写道，“公共卫生学的研究应解决现实问题”，“岂能只在课堂上高谈阔论而不着边际、不见实效”。当年，他毅然选择那片急需保护的“森林”，在一个个乡村试验区里扎根实干。“关注现实问题，讲求实干实效”正是他留下的引航坐标。 以乡怀远，霖泽万里，陈志潜始于基层，立于国家；高山仰止，承其遗志，后辈人唯有不断追随着先生的路迹，置整片树林于安然之地，使每一棵树健康、卓越生长。 愈山林之痛，灌亭亭玉树，学医泽世，志若潜龙！

雨滴在眉前横聚，石板从鞋底漫延，自山脚至山巅。皴裂的指节敲打身旁的岩石，对他来说，这是千百亿年前的私语，是穿越古今时空的对白。脚步停留在黑石板边，感受指尖清晰曲折的岩石纹路，他似乎触到了纺锤形的鱼身。 凭借丰富的知识和细致的观察，他确定这是一枚埋藏千古的鱼化石。 那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节颈鱼目的化石。后来，这枚化石被命名为“乐氏江油鱼”。而“乐氏”正是为了纪念该枚化石的发现人——乐森璕，原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教授。 01 研究学术，佑启乡邦 乐森璕，字季纯，1899年出生于贵州贵阳，是当地望族乐氏族人。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华家的银子，乐家的才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 乐家人才辈出，既有书画鉴赏家乐嘉荃这般雅士，也有为了解放贵州而壮烈牺牲的革命志士乐恭彦。乐森璕伯父乐嘉藻更是兼具文才与济世救国情怀，不仅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先驱，而且曾参与“公车上书”，立志在贵阳传播新思想，移除旧俗。 20世纪20年代，乐森璕为追求地质梦想，来到两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大学，进入地质系学习。师从李四光、何杰、王烈及葛利普等教授，乐森璕潜心学习，终以优异成绩毕业。 在之后的二十年间，乐森璕潜心学术，走访各地，发表《贵阳附近之二叠纪胁形贝动物群》等文献，证明了其家乡贵州附近有晚二叠世地层，又在云贵高原、两广地区进行地层探查，为我国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作出杰出贡献。 转眼到了1940年，中国正处抗战僵持时期。乐森璕老师李四光为避战乱落脚贵阳，与其同院而居，同桌而食，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在这期间，乐森璕更坚定了发掘矿产资源、发展地质研究的理想。他期待着地下的铁矿可以承载着火车把物资运送到前线，祈盼着暗藏的石油可以推动着汽车给各地送去粮食，渴望着漆黑的煤炭可以让工厂的烟囱冒出浓浓白雾。 同年6月，在李四光的支持下，乐森璕在贵州省建立了贵州矿产测勘团，再一次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把对国家抗战的支持融进了自己的勘探研究中。 但建立测勘团只是漫漫地质勘探路上的小小起点，前方仍如被迷雾覆盖。那时地质工作缺乏经费支持，又鲜有人参与，而云贵高原地势崎岖，交通不便，又有盗匪横行。诸多恶劣条件，更使我国本不发达的地质研究雪上加霜。 可乐森璕带领团队成员，一路披荆斩棘，奔劳在贵州的山水之间，终获可观的科研成果，论文、报告、图解等达15种之多。后来，他还实测绘制了清镇等8个县的1/20万的地质图和贵阳市附近1/5万的地质图。这些成果，也为后来人们挖掘贵州矿产资源和延续地质勘探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此显赫的学术成就，都是乐老的爱国热忱与耐心细致交织而成的锦绣。这是他研究地质造福家乡的初心，是对探索古老生物的好奇，是对人类认知边界的突破，是为时间长河留下的浪漫注解。 02 造就人才，振导社会 乐老严谨细致的态度也延续到了他教学与学术交流的生活中。 1953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办学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他毫无懈怠，注重学生学业进展。学生若缺少教材，他便亲自编写讲义，为学生打印教材，夜以继日，笔耕不辍；对于学生的论文选题、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等，乐森璕都会提供详细的指导，还反复逐字修改他们的论文，就连标点符号和参考文献的格式都不放过。认真负责的乐森璕还会关注到学生在生活上的需求和困难，赴野外实习的时候，若观察到学生生活困难，节衣缩食，他都会解囊相助。 在乐老的潜心培育下，一批地质新星缓缓升起，如曾获“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的中国科学院等。而他的学生，也将继续秉持着“仰以观于人文，俯以察于地理”的精神，研究这门关乎时间的古老学科。 所谓“师者，人之模范也”，除了注重学生培育，乐老也始终关心着师资队伍的建设。任职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时，他多次组织教师互相观摩，辅助制定教学计划，还为教师的科研成果作序。 哪怕已到花甲之年，他还拄拐上山，指导中青年教师观察收集资料。 他常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地质学系重建好；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为培养地质科学人才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历遍崎岖研地质 甘期耄耋为人民 这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大会对乐森璕先生的表彰。九十载春秋，乐森璕先生把自己的热血与激情都倾注在了地质研究和后备培育上。而在他之后，又将有一批批人，继续为人民，为国家，为地质工作继续前行。 以谢磊为代表的师生团队跨界融合新工科、新文科的学科优势，提出有别于传统的聚焦艺术学科工业设计的，倡导围绕新工科、碰撞艺术美学的科技文创理念。 03 化石，是前世的遗迹，是追寻古老生物的宝藏；矿产，是万年的累积，是扬立后生命脉的礼物。或许，扬子江中的珊瑚礁，是上古年代植物生长的馈赠；或许，岩层间潜藏的煤铁，是古早世纪动物眼泪的结晶…… 它们承载着历史的变迁，向人们讲述那奇幻的神话；它们跨越千年与我们同频，将遍野的生灵在人们眼前再现；它们拥有着古老时间的哀美，虽不曾经历现世的滋养，却在乐森璕先生等学者的努力下，得以浪漫再现。 化石 用一道灵性的火焰 撬开时光冷漠的眼 让血脉干枯成历史的触须 永远地伸向那盛开的春天 沉睡千年 最终悟到了爱是一种无言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古老的生物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在眼前，蕴藉无穷的求知欲、探索的好奇心和中华儿女不屈服于世代变迁、山海迭代的勇气。这份初心和态度，又会有新一代中华儿女继承，让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镌刻化石之上，永远焕发光彩。

彭用仪（1899 -1994 ），名鸿章，1899 年生于重庆巴县，深耕教育事业，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 追忆名师风采 领略深邃思想 顿悟人生智慧 启迪时代新人

1929年夏天，在兰安生的推荐下，陈志潜毅然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和优厚的待遇，与新婚妻子王文瑾一道，到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报到。 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陈志潜决定到农村去，到最需要公共卫生的地方去。他下到南京晓庄，协助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卫生试验。陈志潜作为晓庄师范学校唯一的一名卫生学教师，为学校编写出版了《卫生教育讲义》，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实验卫生机构——晓庄乡村卫生实验区，并兼任实验区主任；开设了“夫妻卫生所”，自己当“赤脚医生”，妻子当乡村护士，为农民预防接种、防病治病；自编《农民卫生知识讲义》，开办农民夜校，亲自授课。

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陈志潜极大的震撼，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专业反思中国的社会问题。 1926年，陈志潜提出“灌输民众医学知识”“扶助民众健康”的理念，克服重重阻力，与同学杨济时、诸福堂等人组建“丙寅医学社”，先后在北京《世界日报》、《新华日报》和天津《大公报》上创办《丙寅医学周刊》，由陈志潜担任周刊主编，提倡医学大众化、公医制度，普及卫生科学知识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陈志潜踌躇满志，打算留在协和医院内科做助理住院生。但兰安生教授与他的一席长谈，改变了他一生的志业。 在协和的学生中，兰安生教授发现陈志潜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还具有悲悯的情怀和甘于奉献的品质，非常适合从事公共卫生事业。他说：“临床医学之于病人，如同面对森林里一棵棵树，哪棵树生病了，就去治哪棵。公共卫生学面对的则是一群人，保护的是一大片森林。你认为，目前的中国最需要怎样的人？” 面对兰安生教授的提问，陈志潜受到极大的冲击，他决定追随兰安生教授，从事公共卫生研究和实践。

从陈志潜记事起，家里便不断有人生病。4岁丧母，姐姐、弟弟、姑姑也因长期患病相继离世，亲人的离去在他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痛。 中学三年，陈志潜埋头苦读英文原版书籍，终于在17岁这年，以全国第一名的骄人成绩，如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优秀者如林的协和医学院，陈志潜连续8年荣获奖学金，直到1929年博士毕业。他的同班好友中，有朱章赓、钟惠澜、林巧稚、荣独山、施锡恩等著名医学大家。

本期将为大家讲述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重庆大学教授——柯召先生的故事 柯召先生雕像 位于重庆大学A区研究生院旁 柯召(1910年4月12日—2002年11月8日)，字惠棠。出生于浙江温岭，数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主要从事数论、组合论和代数的研究。 1910年 出生于浙江省温岭市。 1928年-1930年 就读于厦门大学数学系。 1931年-1933年 就读于清华大学算学系，获学士学位。 1935年-1937年 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获博士学位。 1938年-1945年 任四川大学教授。 1946年-1953年 任重庆大学数理系教授，并担任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 1979年-1983年 任第三届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1938年-1946年 任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 2002年 柯召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聚沙成塔 终成大器 柯召早年家境并不富裕，父亲是布店店员，母亲是家庭妇女。柯召是长子，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中收入平平，仅可度日。柯召5岁时，父亲便开始教他读书识字，训教十分严格，随后送他到宗文高等小学校就读。小学时柯召对传统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很好。课余喜欢下围棋，勤动脑筋，善于在实践中摸索。 柯召后进入安定中学就读，这所名噪一时的中学培养了文坛巨匠茅盾、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漫画家华君武等。假日里，同学们去远足旅行，对柯召来说，做数学题才是最好的休闲娱乐。 1926年，柯召考入厦门大学预科，1928年升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天分出众的柯召受到著名数学家杨武之的重视，在他的启蒙下，柯召对数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他后来研究方向的选择有深远影响。 1929年，杨武之前往清华担任数学系教授。柯召读完二年级本科后，决定追随杨武之就读清华。1931年，他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三年级。20世纪30年代，中国数学界以清华大学算学系的阵容最为强大。柯召入学时，除了杨武之，还有熊庆来、孙光远、郑桐荪等名师。 算学系的同学中，后来出了不少数学大家。和柯召一起听课的有陈省身、华罗庚、吴大任和许宝騄。陈省身曾经回忆说，“我们时常往来，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1933年，柯召在杨武之指导下完成数论研究的毕业论文，以优异成绩毕业。 1935年柯召去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数学家莫德尔。一见面，莫德尔问了柯召三个问题：读过些什么数论方面的书？研究过什么问题，有何结果？学过哪些外国语言？ 柯召一一作答，并把在清华期间的毕业论文拿给莫德尔看，莫德尔看后非常高兴，亲自带着柯召去办理注册入学手续。 入学后，莫德尔给柯召的第一个课题是“闵可夫斯基猜想”。两周后，莫德尔问柯召有没有进展，柯召老实回答“毫无办法”。“这个问题我搞了三年都还没有解决呢。”莫德尔笑笑，“年轻人思想活跃，有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听到这些，柯召内心的不安感顿时消失，他明白：“老师这些话很有道理，虽然我没有解决这个难题，但是有了攻克难题的信心。” 两个月后，柯召完成题为《关于表二次型为线性型平方和的问题》的论文。莫德尔评价甚高，特意安排柯召参加伦敦数学会并作报告。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登上伦敦数学会的讲台，年轻的柯召一亮相，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著名数学家哈代听完他的报告后跑上台去和柯召握手，对他说：“在我们的报告会上宣读论文的外国学者中，你是最年轻的一位。讲得好，祝贺你！” 在求学的黄金时期，柯召在《数论学报》《牛津数学季刊》《伦敦数学会会报》等著名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其中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七七事变”后，华北华中许多高校内迁，诸多学者共赴国难，为保存延续中华民族教育血脉贡献己力。在英国期间，柯召一直关注着国内局势，与国内的老师同学保持密切联系。 1938年，柯召决定回国，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同年7月，柯召返回祖国。在当时的国难当头之际，出于对国家民族利益大局的考虑，他选择去了人才匮乏的四川任教，并于1939年任国立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从此开始了他沉心川渝之地、天府之国教育、科技六十余年的学者生涯。 1946年，柯召应聘重庆大学数学系教授。那时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教员生活非常清苦，柯召仍孜孜不倦从事教学工作，精心讲授“群论”、“数论”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柯召继续在重庆大学任教。1953年，他调回四川大学。40余年间，他以满腔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数学人材，在科研上硕果累累。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校负责人，他卓有成效地抓了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应用数学、培养高水平人材几个重要方面的工作。 古人有诗云：“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柯召曾经引用这首小诗来总结自己做学问的心得，“我的一些数学结果，是在晨起时，或者午睡醒来时偶然得出的。或者说，是突然得到的，似有灵感。这种情形，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常能遇到。只要努力总会有收获。所谓灵感，是‘踏遍’的结果。” 培根曾说：“数学是科学的大门和钥匙。”柯召也曾引用并写道：“作为一个数学教育工作者，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造就更多精通数学的人才，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掌握数学这把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 作为一名学者，他找到了这把钥匙；作为一名教育家，他付出毕生努力，指导学生寻找这把钥匙。他为中国培养了几代数学家，吸引了无数年轻人钟爱科学、跨入科学界，桃李满天下。

朱合华，198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采矿工程系化学矿开采专业，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采矿工程系采矿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家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教育部土木信息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学科方向负责人。 求学之路 1979年，因为把“化学矿开采专业”当做了用化学的方法采矿，朱合华校友误打误撞进入了重庆大学采矿工程专业。由于当时计算机发展水平的限制，本科阶段仅接触到了一点计算机编程语言的粗浅知识，但他却从这里开始，与数字化结下不解之缘。 1983年朱合华校友在重庆大学步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真正开始与计算机应用打交道：学习了计算数学、有限元编程等基础知识，师从李通林教授完成了《围岩不连续面非线性效应对巷道稳定性影响分析》的硕士论文，主要研究手段为20世纪80年代非常热门的边界元数值方法。 1986年他进入同济大学并师从孙钧、杨林德教授攻读结构工程专业（地下结构方向）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隧道掘进面时空效应研究——边界元法若干理论与工程应用》，研究方向也是与边界元数值方法有关。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计算机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也为后来朱合华校友确立地下空间与工程数字化新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 治学有道 1989年10月，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1992年的一天，同系的蔡伟铭老师找到朱合华校友，说有机会去日本工作两年，问他是否愿意，他欣然接受了。1993年7月7日在履行完成四年的班主任，送走朝夕相处的学生们后东渡日本，在好朋友张锋博士（现是名古屋工业大学教授）的鼎力相助下，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海外学术之旅。在日本期间，朱合华校友在大阪土质试验所和京都大学从事软土地下工程研究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快速发展的地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研究工作提供大量的室内和现场试验的工程数据，这些数据极为宝贵，因为当时在我国还没这个研究条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阪土质试验所工作期间他看到这样一幕：大阪土质试验所当时的所长岩崎先生提出“岩土工程师一定要与地层交朋友”理念，该单位长期聘请几位短期工作人员，持续将大阪湾的三维地质数据输入计算机中，形成了大阪湾的地质、地震数据库系统，该数据库信息系统在日本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幕也间接导致他后来较早地开展土木与信息学科交叉的研究——当今的热门研究方向。两年的时间过得很快，海外研究历程结束后，朱合华校友选择了回国。 1995年8月回国后，总结硕士、博士阶段的研究成果，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专著《边界元法及其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同时持续开展地下空间与工程的研究工作，并寻求新的研究方向。恰逢有两件事对他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一件是在学校附近的书摊上发现了畅销书《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让我第一次对‘digital’（数字）这个英文单词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并一直在脑子里萦绕”；另一件是1998年《文汇报》上发表了重要专题文章，对戈尔提出的“数字地球”概念做出积极的呼应。1998年某一天，同学黄运飞约朱合华校友在他创办的《岩土工程界》期刊上撰文，他毫不犹豫地撰写了短文《从数字地球到数字地层——岩土工程发展新思维 》，从而打开了他的地下空间与工程数字化研究的大门。1999年，申请获批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曙光计划“城市三维地层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成为他进行数字化研究工作布局的起点，该项目在2002年结题论证会上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他们的工作有力地助推了2004年上海先后启动的29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城市地下空间信息平台建设和国土资源部与上海市联合资助的三维地质调查项目。 确立数字化的研究方向 从此，地下空间与工程数字化成为他们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从一开始研究数字地层、数字地下空间，到后来研究数字化工程，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折。从2003年起，以“数字地下空间与工程”为主题，先后完成了14篇博士学位论文和17篇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结合厦门翔安海底隧道，他们最早开展了数字隧道系统构架与应用的探索，转向了数字化工程的研究。与此同时，欧盟启动了TUNCONSTRUCT的研究计划 ，旨在集成开发地下工程信息系统（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system，UCIS）。此后，他们耕耘着数字地下空间和数字化工程两块园地，先后完成了上海世博园区地下空间、常州市地下空间、延安新城地下基础设施等数字地下空间的建设，以及广州龙头山双洞八车道公路隧道、淮南望峰岗煤矿、上海长江隧道、世博园区500 kV地下变电站和电力隧道、上海地铁一号线结构维护、上海中心深基坑、内蒙古林场公路隧道等数字化工程的研究与应用。 同时，他们也一直在努力打造通用的信息集成平台，尤其是BIM概念在中国的各行各业生根发芽后，他们在思考：中国人为什么老是跟着人家转？为什么不能提出自己的理念和平台？为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思考和充分讨论，创建了基础设施智慧服务系统iS3(infrastructure smart service system， 2013)，即基础设施全寿命数据采集、处理、表达、分析的一体化智慧决策服务系统。 硕果累累 团队有关地下空间与工程数字化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与企业界同行的关注。2006年，朱合华校友应邀参加日本第41届岩土工程协会年会的地下空间建设中调查监测技术研讨会，并做“地下空间调查、监测中的三维数字化技术介绍”的专题演讲，引起了较大反响，并因此于次年受邀前往东京地铁做“地下空间数字化及其应用” 的学术交流报告。随后，应邀赴新加坡、英国、美国、韩国等国举办了近30场学术报告，引起了同行专家的极大兴趣。鉴于在数字化研究领域的突出工作和研究成果，朱合华校友受聘为剑桥大学智慧基础设施与建设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Smart Infra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CSIC）国际顾问，并于2015年被推荐荣获德国洪堡研究奖。 2017年，以iS3平台为纽带，为解决基础设施数据采集难、数据标准缺乏和平台兼容性差的困境，依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成立了“中国智慧基础设施联盟暨全球研究中心”，开辟了iS3平台的生态化之路；目前全世界有174家单位参与其中，其中境外的单位占1/4。该联盟旨在打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设施智慧服务系统平台，推动基础设施全寿命智慧化管理和数据共享，促进传统行业和产业向“互联网+”时代转型。 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地下空间与工程”为核心思想，他们先后申请获得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性能演化与感控基础理论”、“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城市深层地下空间与地下综合体开发技术及数字化研究”与“软土地下空间开发工程安全与环境控制关键技术”课题中的子课题之一“地下工程数字化安全监控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隧道围岩稳定性三维精细化模拟方法与应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运行综合监测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这些项目的持续开展，促使他们拉开了新一轮的数字化技术研究序幕，推动数字地下空间与工程向智慧基础设施建设与工程服务方向发展。 未来发展 在多年的数字化研究之后，不断地有人问朱合华校友：数字化技术到底在工程中起什么作用？实际上，他们的研究工作一直源于工程，并切实服务于工程、保障工程安全与质量。例如，他们建设的常州市地下空间数字化平台，帮助常州市摸清楚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家底，实现了未来地下空间规划和建设的可知、可控；平台不仅有助于工程建设的清晰化，提升了常州市地下空间的韧性，促进建设生态文明常州，还可以服务于政府决策，实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最佳化；还有利于科普宣传，实现地下空间知识的平民化。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之源”。21世纪，数字化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产关系。数字化是一把利剑，他们正在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驾驭这把利剑服务于工程建设，解放生产力、提升工程品质。在朱合华校友看来：地下空间，作为21世纪城市发展的核心，必将与数字化技术携手并进，相持而成。 让我们一起为未来的数字地下空间插上智慧化翅膀，也希望他们的自主平台iS3茁壮成长，在蓝天下自由地翱翔，向着更高、更远方向飞跃！

“吁嗟！沪滨三万好男儿，方为民族苦斗作牲牺。此际安知壕堑里，几人血肉溅淋漓！”讲台上，一位身着长衫的教员正在朗诵《巴人歌》。宽松的长袍下，是一具瘦弱的躯体。年过而立，本该是一名男子最意气风发的时期，可他的鬓角已被岁月染上了风霜。忆及日军在华夏大地的肆意屠杀，他双目赤红，声泪俱下，郁愤盘结在眉头，难以散去。 他就是重庆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吴芳吉。 白屋吴宅，清白此生 吴芳吉字碧柳，号白屋吴生。1896年出生在杨柳街碧柳院。少年时居所附近多盗娼赌博者，于是父亲吴传姜就用石灰将墙门刷得雪白，亲书“白屋吴宅”字牌，以示清白之家。自此，“清白”一词与吴芳吉的一生相伴。 吴芳吉幼时就展现了惊人的文学天赋。13岁那年，吴芳吉在2小时的作文课上写出《读外交失败史书》，受老师赏识，其文甚至被刊印发放。“吴家神童”的名号也越传越广。1910年，吴芳吉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科班，若不出意外，他会像其他预科班的同学一样赴美留学，但他的人生轨迹在1912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1912年，吴芳吉为因病未能参加考试的四川考生何鲁不平，模仿骆宾王的《讨武后檄》，撰写《讨校长檄》并张贴在校内食堂外墙壁上。他还组织各省同学代表向校长申诉抗议。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随后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罢课事件。最终校方“让步”，只要学生们承认错误，即可只承担留校察看的处分，继续学习。其他九名学生代表先后认错返回学校，只有年纪最小的吴芳吉坚持无错，为何鲁寻求清白之名，却被开除，流浪北京。 那一年，他16岁。 行乞知穷苦，落笔书民声 被清华开除后，吴芳吉辗转来到上海书局做校对，次年徒步启程回渝。身无分文的他，沿路乞讨，也因而看到了底层人民最真实的困苦生活。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母亲抱着孩子的尸体在路边哭号，发须花白的老人颤颤巍巍地伸出枯瘪的手向行人求乞......吴芳吉走了一路，看了一路，悲了一路。“安得读遍古今书，行遍天下路，受遍人间苦，使我猛觉悟。”吴芳吉直坠社会底层，经历的一切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决心要用纸笔为底层的百姓呼喊。所行所见终成吴芳吉笔下狂澜，字字句句悲泣辛酸血泪。 吴芳吉看到了社会的苦难，更决心要将这份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挑起，“三天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成为他一生的信仰。他创作的《婉容词》反映出当时的人民反封建争自由的呼喊，一时被称为“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的传世之作。 兴渝文教，振导社会 历时半年，吴芳吉终于回到川渝，在地方上做了一名教员。 1927年3月，重庆军阀屠杀共产党人及大批进步群众。1928年2月，成都军阀杀害了大批学生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制成“三一六”惨案。此后，整个四川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时任成都大学教授的吴芳吉对此恶行气愤不已。这天，他与沈懋德、吕子方在宿舍彻夜饮酒。提及时局，吴芳吉痛感中国贫弱，他拾起桌上的酒杯，仰头一饮而尽：“中国之积弱，全因军阀制度之腐败！”吴芳吉忘不了回渝路上的鲜血和战争中的哭嚎，愤慨好端端的一个文明古国被摧残成一盘散沙，有志之士走投无路，报国无门，只能远渡重洋。感慨之余，他们更深刻地意识到教育的巨大影响，下定决心要按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来唤醒民众，在重庆创办一所大学，发展教育，造福桑梓，让川东学子不必远赴京沪求学。 为了迅速创办一所重庆的大学，吴芳吉等人四处奔波，遍谒名流，终赢得渝州绅耆宿老的支持和“重庆五老”的赞助。吴芳吉、沈懋德等人在数轮讨论后，拟定了筹备宣言，强调在重庆创办大学的必要性。“人类之文野，国家之理乱，悉以人才为其主要之因。”吴芳吉在宣言中执笔写下这句话，将自己对年轻一代的愿景注于笔端——他希望重庆大学出来的学子能够明晓个人对国家的意义，担起抗争复兴之大责，佑启乡邦，振导社会。 1929年，重庆大学终于屹立在了川渝大地上。自此，川东学子有了自己的大学。建校这天，吴芳吉站在校门口，凝视着眼前这个尚年幼的的学校，恍惚间，彷佛能看见无数个年轻的“自己”从校门中走出，怀揣着一腔抱负理想，沿着门前的大道，一路走下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吴芳吉先生创作了赞颂19路军的《巴人歌》。吴芳吉应邀在重庆朗诵抗日诗作《巴人歌》时，情绪激动，难以自制，全场无不动容，先生却晕倒在讲台上，因医治无效去世，年仅36岁。但在他倒下的地方，有一个又一个“赵芳吉”、“张芳吉”站了起来，接过先生的重担，不问前路，不计代价。走过92载年月，重庆大学的大门依然向每一个志在振导社会的青年敞开。

时间的罅隙中，流淌着历史的余温。蓉城武侯祠旁，在“南郊公园”的墓园中，抗日名将刘湘就此长眠，风云硝烟随其远去。而在离蓉城三百公里之外的山城，重庆大学还有一群学子远望层雾，回想刘湘，回想战火未曾磨灭的对文化与学术的坚持。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四川大邑人，在当时的四川是一代枭雄。刘湘打起仗来英勇无畏，在纷争四起、动荡不断的中华民国先后响应二次革命与护法斗争多次立功，又在四川局势动荡之际率领三旅军队要求自治，立争四川统一。虽负军阀之名，可在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湘当即请缨抗日，号召四川军民共为国而战。在临死之前，他仍心寄抗日，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激励川军坚持抗战到底。 对许多人而言，刘湘是那个被士兵称为“刘莽子”的勇猛将军，是带领川军在抗日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四川王”。可有几人曾注意，在刘湘为国抗日的热血赤诚背后，他还怀抱着对文化与学术的尊重与热爱，建重庆大学，为重庆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20世纪20年代 在全国的政治地图上，四川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知识分子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奔走寻求更好的救国道路，在他们眼中，四川恶山恶水刁民众多，难以快速获得进步；普通百姓们则想着饥饱衣食，只求生存，又怎会关心四川与政治这类虚浮之事。在这样的时刻，只有扎根四川的人才能真正带领四川走出困境，独立发展。受众人推举，刘湘于1921年担任四川省主席。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刘湘深知“人类之文野，国家之理乱，悉以人才为其主要之因”，他决定在四川兴办学校，培育人才，以期四川繁盛。 1925年 巴县议事会议长李奎安提出创立重庆大学，可因局势动荡建校事宜被迫搁置。终于，1929年重庆大学筹办会终得以开展，却又面临财匮力绌的问题。这个难题，却在饭桌上被刘湘用巧思解决。当众人向刘湘提出经费不足的困难时，刘湘正用筷子夹起一块回锅肉，他顿时灵机一动，提出点子：时下战火连连，民不聊生，能吃得起猪肉的多是富贵人家。在民族存亡面前，教育是百年大事，他们理应为教育贡献一份力量。刘湘就此下令，养猪户今后每杀一头猪，就须缴纳一毛钱的“猪头税”作为重庆大学的办学资金。这便是重庆大学“猪肉捐”的由来。靠着养猪户杀猪的税钱，1929年10月12日，重庆的第一所大学——重庆大学正式成立，刘湘成为重庆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猪肉税虽是92年前的无奈之举，可刘湘在校训中留下“耐劳苦、尚俭朴”六字来教导重大学子勤俭节约，一心向学。 学校成立后 刘湘还十分重视教师配置。当时理学院院长的职位一直空缺，让刘湘十分苦恼。有人向他举荐安徽大学校长，“数学大师”何鲁来担任院长一职，起初，刘湘急于给学生配备最好的教师，想用“训令”的方式将何鲁调来理学院，但何鲁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拒绝前来。被拒绝后，刘湘左思右想也不得其解，最后他才从众人口中得知：何鲁看不惯自己用官职来威慑他人的态度，才不愿意来重庆大学任教。得知原因后，刘湘多次向何鲁发去电报、信函致歉，又反复托人向其道歉，终凭借其诚恳而又真挚的态度打动了何鲁。后来，何鲁与重庆大学一起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出色的学生。 而今 ★ 时间温吞着重庆大学的92年光辉，见证着它和师生们创造的一个个成就：从设计网红穿楼轻轨到制造生物土壤搭乘太空飞船登上月球，从挑战杯勇战国赛到再获国家科学技术……在多个领域，一代又一代的重大师生都在实践着校训。92年前在《重庆大学宣言》中铿锵有力的“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在今天也指引着重大学子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引领重大攀爬新的高峰。 当时的刘湘校长，或许并不知道他在《重庆大学宣言》中写下的一切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也尚未真正了解学术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可正如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质问的那样：“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夏天锦簇的花丛，而首先是冷暗苛酷的寒冻冬夜。到了长夜逐渐露白之时，诸君的内在生命又该以何面貌存活？”——在动荡的二十年代，在寒冬面前，坚持文化与对学术的尊重本就是难以磨灭的勇气。而在今天，当玫瑰色的黎明早已到来，在这锦簇花团的日子中，我们又该如何坚持，如刘湘校长当年所言，成“树西南风声者”？ 这个问题一时或许很难回答，可在寒风袭来的日子里，我们会以行走找到答案，走入那片更加辉煌的重大。

追忆名师风采 领略深邃思想 顿悟人生智慧 启迪时代新人 丁道衡（1899-1955），字仲良，出生于贵州省织金县。他是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同时他也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教育家。

2007年6月18日重庆大学虎溪校区教职工住宅单体工程开工仪式留影，照片包含时任校领导，退休教职工代表等。

重庆大学六十周年校庆期间的历史照片留存，内容包括重庆大学六十周年校庆座谈会、重庆大学八九级新生军训阅兵分列式、重庆大学六十周年校庆庆祝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