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出蜀

1917年，一个14岁少年的求学书信从西南成都出发，抵达千里之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这一年的中国，大事纪要纷乱翻覆得就像一张乱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下，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北京城里上演一出复辟丑剧，“护法运动”的枪声从南方响起。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军阀混战之外，一场瘟疫悄无声息地袭向中国东北。伍连德博士临危受命，回国抗击疫情。人们说，这是中国近现代公共卫生史的起点。

而在中国西南，一个14岁的少年——陈志潜，日后也将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留名。但此刻，他还不知道前路何如，而是蹲守在罹患重病的继母榻前，对抗命运的重演。

“在我幼年时，除了父亲和二叔，家中每个人都在我的童年时逝去......”母亲、姐姐、弟弟、姑姑......很多年后，陈志潜提起童年时经历过的一次又一次永别，依然能回想起那常年弥漫家中的草药香和失灵的神佛。

而这一次，在寻遍中医却治病无果后，陈志潜陪同继母叩开一家西医诊所的大门。通过西医治疗，继母的病渐渐治愈。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诊疗仪器和手段给陈志潜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现代医生，治病救人。

动荡的时局里，似乎一切都要让位于“救亡图存”。学医能救中国人吗？陈志潜大概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接二连三失去至亲的童年记忆让他坚定“学医”的选择，只想从疾病与死神手里救下更多的人。

1921年，不满十八岁的陈志潜终于克服万难，如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他穿过西南连绵的阴雨，踩在了北京的梧桐叶上。

从一颗颗树到一片森林

“临床医学之于病人，如同面对森林里的一颗颗树，哪棵树生病了，就去治哪棵。公共卫生学面对的则是一群人，保护的是一大片森林。你认为，目前的中国最需要怎样的人？”1929年，曾经教授过陈志潜公共卫生学的兰安生教授如此问他。

此时的陈志潜刚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打算今后做一名皮肤科医生。其实，他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四年前，“五卅运动”带给他极大的震撼，令他开始思考自己所学的专业如何才能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展开联系。

通过实地调查，陈志潜直观地了解到，贫穷、落后、愚昧、疾病依然侵蚀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北京城郊的农村里，人们没有洁净的饮用水，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依然存在，“脏乱差”的环境成为大大小小传染病的温床，天花、霍乱肆虐——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死于天花等疾病，而这些疾病实则完全可预防。

当时的中国，比起某一领域的优秀临床医生，更缺少公共卫生事业、乡村卫生事业的拓荒人。

不经意间，站在人生路口的陈志潜也站在了历史的路口，风雨飘摇。

走出象牙塔

1929年，在前往南京北郊的晓庄时，陈志潜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卫生事业联系在一起”，而此后，他将用一生的时间来践行他的伟大信条。

晓庄试验区是由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进行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的试验区。在晓庄，陈志潜和妻子一起开设“夫妻卫生所”，为农民们预防接种、治疗疾病并传播卫生知识。多年后陈志潜回忆起晓庄岁月，说：“那段经历使我明白，医学的最终目的和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意义。”正是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促使陈志潜“走出象牙塔，为变革现实而奋斗”。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没有改变乡村落后现状，一些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碰壁，便把目光投向农村，进行民间社会改良。一时间，社群实验与乡村建设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

1931年，乡村改造运动倡导者晏阳初先生邀请陈志潜来到河北定县，担任试验区的卫生教育部主任。在定县，陈志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地调查，以此制定卫生保健计划。他需要“算一笔账”——如何让每个农民每年只支付10美分，就能享受到较好的医疗卫生保障。

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在此之前没有先例，但陈志潜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体系必须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是能“在村里生根的”。于是，定县的田间沟壑上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背着药箱的保健员们穿梭在村里，村民们日渐熟悉阿司匹林、碘酒等原本陌生的药名。这些保健员由村民志愿担任，他们协助接种，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是整个卫生体系的最低一级。

而在村级之上，还有乡级保健所、县级保健院。这一体系取得极大成功。1934年，当华北平原上霍乱肆虐时，定县只发生了几例病情。每人年均只花费了0.1银元，就避免了天花等疾病的侵袭。

七七事变后，抗战的烽火烧至华北，定县试验被迫终止。但乌托邦式的乡村实验区里孕育出蜚声中外的“定县模式”——成为基层公共卫生建设的典范。

何日出三峡

“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根本不值一顾的，”王尔德说，“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

定县模式的创立，陈志潜用了七年；而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他毕生的志业。1947年，陈志潜四处奔走，多方筹资，创建了国立重庆大学医学院。担任重庆大学医学院院长期间，陈志潜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公共卫生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推行“定县模式”的社区医学，自此全国普遍开展农村卫生建设。陈志潜因此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

“乡村试验”、“公共卫生”，这两个关键词与陈志潜的人生轨迹紧密缠绕。

在今天的时代语境里，我们所面对的关键词与他的何其相似。乡村，它曾寄托无数建设者们乌托邦式的乡愁，而在今天，被作为一个共同愿景最终实现的见证之地。那朵1917年曾飘在中国东北上空的疫云，如今又飘回来。“新冠”阴云弥漫世界之时，关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讨论几度重回大众视野。2020年4月2日，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人们意识到，历经百年建设的公共卫生学科在此次疫情中依然显露短板。

《晚清七十年》里，唐德刚谈“历史三峡”论。如今看来，虽然相隔数十年，陈志潜先生曾面对的“三峡”，今天的我们仍然面对——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和乡村建设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在陈志潜的遗著里，他恳切地写道，“公共卫生学的研究应解决现实问题”，“岂能只在课堂上高谈阔论而不着边际、不见实效”。当年，他毅然选择那片急需保护的“森林”，在一个个乡村试验区里扎根实干。“关注现实问题，讲求实干实效”正是他留下的引航坐标。

 

以乡怀远，霖泽万里，陈志潜始于基层，立于国家；高山仰止，承其遗志，后辈人唯有不断追随着先生的路迹，置整片树林于安然之地，使每一棵树健康、卓越生长。

愈山林之痛，灌亭亭玉树，学医泽世，志若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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