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散沙”的国民性

乔治·马戛尔尼是第一个访问清王朝的英国使者。他在中国兜兜转转了半年，见了不少人事，在访华日记里他不止一次地写道：“中国人冷漠、无情甚至残忍。”

后来，进入近代，陆陆续续有更多官方使者和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打量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和她的国民。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现代国民性”，“没有公心”，“相互猜忌和倾轧”。最终归结为一个词——“一盘散沙”。

看起来，这似乎是小农经济下中国人骨子里的劣根性。在国家危亡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认同这些外国人贴给我们的民族标签，乃至形成一种默认：在团体组织方面和社会公心层面，中国人天生就比不上西方人。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现代集体生活训练”

1911年，在四川保路运动的请愿群众里，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叫卢作孚。卢作孚从小家境贫寒，只有小学学历，后来全靠自学成才。

在辛亥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卢作孚，渐渐接受了孙中山“团体救国论”的思想。关于“一盘散沙”的定论和中国人的团体性问题，他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

在四川时，卢作孚曾感叹：“四川人太没有问题，太没有公共的问题了！”他号召大家以公共理想代替个人理想。为此，他创建民生公司，发起了一次著名的“现代集体生活”训练。

民生公司采取了一种新颖的公司组织形式，被称为“四统制”。这种公司体制效率很高，在中外管理史上为卢作孚首创。不仅如此，民生公司还公开面向社会招聘人员，打破了过去熟人介绍的招聘模式，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史上的第一例。另外，民生公司还建立了顺畅的晋升机制。这种机制带了强烈的凝聚力和团结感，令老员工们感慨万千：“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进了民生我终生就定了。”

卢作孚创建的民生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率先实现了川江上的全年航运。后来，1938年，正值武汉沦陷之际，宜昌有10万多吨的物资等待后撤。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在这国难当头挺身而出。40天内，民生公司全体船员全力出战，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按时完成了抢运任务，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强大的企业内部凝聚力，民生公司很难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

毫无疑问，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实践证明了：社会公德和合作精神并不是特定种族的天赋。

具体的人事、具体的联结

卢作孚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企业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1937年，抗战爆发，大量工商业内迁。重庆大学应重庆市政府要求设立商学院，聘请卢作孚任兼职教授。卢作孚结合自己管理民生公司的经验，向学生们传授《工商管理》课程。

在重庆北碚，卢作孚还进行了一场乡村试验。短短二十年间，北碚从一个落后村庄变为“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卢作孚在北碚不仅修工厂，修道路，还建学校，建花园。他的理念是：“乡村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部分推广到农村。”

纵观卢作孚一生的四个阶段，从革命救国到教育救国，从实业救国到乡村建设，可以发现，他在种种道路上进行的探索其实有一个最中心的主题，那就是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索。

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吗？这个问题曾困扰一代知识分子。就像鲁迅在去世前写：“我至今还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先生留下的，其实是一个仍待证明而未决的问题，却并不是定论。而卢作孚的实践证明了，“中国人纵然有一盘散沙之称，但可以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行动团结起来。”中国人也可以爱那些具体的人事、具体的联结。

事实上，每在历史的转折处，我们都能看到这样富有凝聚力的时刻。而当下，我们其实正身处一个迫切需要团结、拥抱与爱的时代。多关心身边的人，关心身边的事，或许就能给他人带来莫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