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慎康一直珍藏着他大学时的第一张照片。照片中，傅先生——教授他基础化学课的老师——和小女儿一起站在二十多个学生之间。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燕园，定格下傅先生那亲切、平和的模样。

傅先生名作傅鹰，重庆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是中国胶体科学的开山鼻祖。

学生们记忆里的傅先生常教导他们做学问要“着迷”。阮慎康怀念地写道，回想起当时，自己更着迷于傅先生的学识、谈吐和风度，还有那直率的品性。

傅先生的直率，见之于何处呢？1955年9月，傅鹰的《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下称《三部曲》）一文登报发表，在科技、教育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秉着“言者无罪”的精神，直面当时国家科教事业发展的痛点与时弊，直率地、诚恳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三部曲》的第一部，献给学校的领导人。傅鹰写道，希望领导者由外行变为内行，对研究者进行“有针对的、中肯的严正批评，而不是扣帽子”，为研究创造有利条件。

《三部曲》的第二部，献给导师们。傅鹰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为科学而科学”的“脱离实际”的观点，“不顾一切企图将自己造成一个大师”的倾向，“不合作”的歪风都是亟待纠正的毛病。

《三部曲》的第三部，献给下一代学子。傅鹰感人至深地倾诉道：“我们一生的最宝贵的光阴是在反动政府下混过去的，而你们正赶上光明的开始。时间和机会全是站在你们的方面。”

如此胆识，如此创建性，令人肃然起敬，也难怪《三部曲》一经发表就收到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傅鹰先生也因此被称赞为党和人民的诤友。即使在倡导“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社会氛围下，言者敢言的勇气依然稀缺，而傅鹰先生正是有此胆识的人。

在写给青年的话中，他将自己过往为学术、为科学奔波辗转的岁月定论为“在反动政府下混过去的”。那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岁月？1928年，刚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傅鹰放弃了继续留在美国的优渥待遇，毅然选择重回祖国。他说：“我们花了很多中国的钱到国外留学，不是件容易事。现在若留在国外，为外国人做事，对不起中国人！”

归国的轮渡横跨大洋，“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的词句飘荡在海波间。这是傅鹰临别相赠友人的词句。他抱着“整理旧山河”的襟怀和志向回到中国，但现实却屡屡碰壁。

回国后的10年间，东北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重庆大学、厦门大学等学府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在山城，他和妻子居住在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中，除了上课都闭门不出，潜心学术。面对国民党的拉拢，他义正言辞：“我宁可不当院长、校长，也绝不加入国民党！”他与国民党公然叫板的新闻一时传为佳话。但因国内科研条件难以支撑他的研究，傅鹰不得不再次回到美国。临行前，他曾说：“国民党腐败到家了，看来中国的真正希望在延安。”

傅鹰先生的希望终于在1949年有了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入侵长江的英舰紫石英号的消息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这位“美国两次都留不住的科学家”下定决心，再次回到祖国。

回国之后，百废待兴，傅鹰目标明确、斗志满满。他希望回国从事教学，为祖国培养一大批科学人才，“在年轻人中培养出中国的爱因斯坦”。于是，便有了开篇所提到的《三部曲》。

《三部曲》中所体现的“言者无罪”的精神，几近成了他人生的信条——即使在更高压、更紧迫、更无声量的环境下，他始终没有选择沉默。1965年，傅鹰的妻子因病罹亡。不久之后，他被“四人帮”打为右派，这无疑给他带来双重打击。但他依然选择用言论这最柔弱也最有力的武器去捍卫真理——

“现在报纸上登的大部分是假话，不可信！”

“捅娄子的事可以找他（“四人帮”在北大的爪牙），办教育的事他一点都不懂，找他没用。”

这是傅鹰对强权的公然反抗，是一个有良心、有胆识的知识分子在黑云压城的境地下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但历史在当时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答复。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傅鹰对被批斗的遭遇持坦然而无谓的态度，但唯一一次流泪，是因为当时的学校负责人以“国家办教育不需要资产阶级的钱”为借口拒绝了他的捐款。

当一个人考虑的不是个体的得失，而是公众的利益时，他的言行自然崇高起来。因此，这是一滴崇高的热泪。报国无门的郁结、人生际遇的慨然都凝在这滴眼泪里。旁人很难理解这滴眼泪的重量，但先生有自己的答案。据傅鹰儿子回忆，有一天，他们父子被批斗完后回到家中，看到因抄家散落一地的书本，一片狼藉。他问父亲，您回国几十年，这路您选得对吗？夕阳下，父亲缓慢地，却一点也不含糊地回答道，我走对了路，我不后悔。

会后悔吗？会退缩吗？在人生的一个个分叉口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因现实图景的遮掩而面目模糊。但傅鹰先生思虑的不是“会”与“不会”，而是“能”与“不能”。他思考的不是无数条退路，而是矢志报国的前路。因此，他毅然两度踏上归国的客轮。他一次又一次果敢地站出来，选择发声而不沦于缄默。傅鹰矢志不渝，无悔报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率性直秉，坦荡不阿，历史应该铭记傅先生。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