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

马思泽：“我爷爷的性格确实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种倔强，但通常他为人做事、撰文演讲的风格很平实，很多时候又显得诙谐幽默。”

1939年，马寅初在《新华日报》等报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文章，并公开发表“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说：“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惜死于后方，把应该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

20年后的1959年，马寅初以长达5万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反击他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遭到的批判。文后附带两篇声明，其一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马寅初因此成为人们心中 “不屈不忍”的一个战士。

马寅初（1882-1982），浙江绍兴嵊县人。1902年考取北洋大学，主修矿业工程。1907年官派赴美，入耶鲁大学，3年后获文学士，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深造财政金融专业，1914年写出题为《纽约市的财政》的博士论文，轰动当时美国的财政经济界，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的教材。

1912年马寅初在美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常以老党员自居，犯颜直谏。

1914年底，马寅初回国，不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兼中国银行总司券，并在北大执教。蔡元培主持北大后，从1917年起，马寅初任经济、商学门主任，1919年成为北大首任教务长。

在北大，马寅初主要讲授银行学、货币学、保险学、交易所论、汇率论等应用经济学课程，这在当时是很新的专业，而引起国内朝野注意的则是他关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公开演讲和文章，仅1920年至1927年他的演讲就汇编出版了四本书，马寅初因此赢得了很高声望，成为民国时期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也因此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担任了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公布的很多商法，如交易所法、银行法、工厂法都是在马寅初的组织下通过的。

1938年，马寅初全家流亡到重庆。1939年大后方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人民生活日渐艰难，一批官僚资本家则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公开提出征收发国难财者财产税的主张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他在公开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政府，1940年12月，蒋介石终于下令将他秘密逮捕，直到1944年12月，62岁的马寅初才得到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先后出任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校长，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从1954年至1958年，马寅初每年都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深入城市、乡村从事调研。他后来备受争议而又最具影响力的《新人口论》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

1957年夏，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马寅初就人口控制问题作了发言，7月5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他的发言，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带动了对这个问题的一场讨论，马寅初也由此遭到报纸上的批判。但马寅初坚持自己的观点，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2月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马寅初还是作了《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的发言。这一年他也和往年一样仍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基层调研。从山东、江苏、江西、河南、广东，再到海南岛，一路上他都很关注批判他的文章，叫秘书收集各种报刊杂志。那段时间，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甚至一直贴到他住的地方，但马寅初既不怒气冲冲，也不垂头丧气，看大字报时甚至面带笑容。

1959年马寅初刊登在《新建设》上的另一篇附带声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文中说，“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希望我的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拒绝检讨视为抗命。”马寅初提到的这位朋友就是他一直敬重的周恩来。

1960年，北大大饭厅贴出布告，称经教育部批准，马寅初不再担任北大校长的职务。1962年，81岁的马寅初最后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下乡调研。年轻的时候马寅初就养成了洗冷水澡的习惯，但这一次却受了风寒，并发展成肺炎。这场大病使他大伤元气，从此他很少再出家门。

不能出门的马寅初开始了他农书的写作。他把宣纸裁成一条条的，用毛笔竖着写，写完以后一卷一卷地用浆糊接起来。他用3年时间写了一百万字，阐述他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但在文化大革命所谓“破四旧”时，这本书的手稿连同一些书信和字画都被马家自行销毁了。

好在马寅初还算平安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因为他和宋庆龄、何香凝、华罗庚、邵力子等一起被列入受保护的爱国人士名单中，拟定这个名单的，还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

“我爷爷的性格确实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种倔强，但通常他为人做事、撰文演讲的风格很平实，很多时候又显得诙谐幽默。”“爷爷个头不高，脸型和体态均很圆浑，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棱角，完全不像个‘战士’。他将‘事’与‘人’分得很开。听我父亲讲，在重庆时期，爷爷在各种场合撰文演讲，猛烈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财税政策，但同时又仍能与他们交往，所以在重庆大学的师生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爷爷举办60寿辰庆贺会的时候，孔祥熙也送来了贺联。”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说。

据说，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而且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

有一个说法。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时，马寅初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问：“你要怎样的支持呢？”马寅初说：“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

有一个佐证。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举行校长马寅初就职典礼，马寅初在致辞中说：“‘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有一个制度。在马寅初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厅举行全校新年团拜会。新年钟声一响，马寅初准时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或因兴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总是红光满面，必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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