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被外力强迫着必须改变和进步的年代。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尚且在努力寻求着维护自己统治的方法，更多的有志青年则踉跄着挥舞着旗帜往前跑，想要挥散笼罩在国家之上的黑暗，去找寻一条新的充满希望的发展道路。

那个时候，10多岁的李四光的身影也掺杂在其中。“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是李四光作为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里年龄最小的人，从孙中山先生口中得到的赞许和鼓励，而他也用往后余生都诠释和传承了这一信仰和追求。

他辗转着摸索，在日本和英国都留下过自己求学的足迹，又几近全程参与了中国近代革命，等到新中国成立在即，因出国参会而滞留英国的他又带着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冲破国民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毅然回归祖国，真正走出了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

可以说，李四光真正做到了“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甚至连最后一丝生命力，也最终耗尽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这也是当1971年李四光逝世，相关人员没有依照应有的规格和流程为他安排好合适的追悼会举办地点和准备悼词的时候，一向温雅的周总理会罕见发火的原因。

作为悼词的替代，李四光女儿写给他的、描述了李四光病逝前一天与她的对话的信件，最终在征得相关人员同意后，被周总理当场宣读出来。

过程中，周总理几度因为哽咽而暂停念信，最终还是缓慢地念完了。

少年李四光

出生在清朝末期1889年10月的李四光，原名李仲揆，是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一户贫寒人家的孩子。

幼年时期，他都跟着父亲在其执教的私塾里学习，直到14岁那年，才辞别父母，来到了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而“李四光”这个名字，就是他在填写报名单时，因在姓名栏误写了自己的年龄“十四”而灵机一动修改出来的新名字。

从此，李仲揆就变成了李四光，而他一生命运的走向，也因进入这所学校就读而发生了改变。

在学校表现优异的李四光，在入学一年后争取到了公费赴日本留学的机会。他也因此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而就是这段到日本学习的经历，让他与当时正在日本求学的宋教仁和马君武实现了往来。

他们一人后来成为了与黄兴、孙中山并称的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一人成为了近代著名的学者、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

而在当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中国同盟会的缔造者。李四光就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收获了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才会剪掉了自己的长辫子，毅然加入同盟会，站到了革命的一边。

而正是在1905年7月参加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宣誓加入同盟会的时候，李四光因为在其中年龄最小而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特别注意，并得到了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勉励。

李四光的“学以致用”

早在少年时代，李四光就把个人志向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而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勉励之后，他就更是有了充足的动力。

在日本留学之时，李四光一心想要扭转国家因落后而挨打的处境，立志要造出“第一流兵舰”来扬我国威，因此他选择了学习造船专业。

学成之后，李四光返回国内，先后在兵工厂就职和工业学校教书，参加辛亥革命后，更是被南京临时政府委派了重任。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李四光也清楚地意识到国内制造业条件有限，很难在这一方面为增强国力做出明显的贡献。因此，很快他又转赴英国开始了新的专业学习，摸索着往地质专业方向进行了深造学习。

在李四光眼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了首位，因此学成之后，他第一时间返回国内，扎根于中国地质、地貌和地质理论的研究工作。

而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因外出参会而滞留英国的李四光也基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不顾国民党政府和英国政府的阻拦，毅然做出了回归祖国继续研究的选择。

在李四光的指导下，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同时还脱下了贫油国的帽子，并因在放射性矿产资源的勘查工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助力了“两弹”的研发。

除此之外，因为李四光对地质学教育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培育，中国也涌现了更多的后继之秀。

李四光与周恩来

因为过度劳累，20世纪60年代之后，李四光的身体状况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然而，李四光秉承着“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做到做不动为止”的信念，持续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而他也真正做到了，哪怕是1971年4月29日因动脉瘤破裂在北京逝世的前一刻，他都心心挂念着中国的地质事业。对于李四光的逝世，周总理是除其家人外最感痛苦的人之一。

早在抗战时期，周恩来就与李四光有了很多的往来。那个时候，李四光因为国民政府的做法而心灰意冷，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仍然尽最大的努力推动着中国的地质学发展。

而周恩来的积极接洽，也让他感受到了中共的诚意和对人民利益的维护，萌生了“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希望”的想法。这也是后来李四光接受新中国邀请，执意要回大陆继续地质学研究的原因。

但因为当时他正滞留在英国，归国之旅也受到了国民政府和英国政府的阻拦。为此，他不得不隐匿行踪，秘密辗转多国，踏上坎坷的归国之路。

这个时候，国内因为无法与他取得联系，而逐渐有了“李四光很可能已经去了台湾”的说法。但周恩来从李四光的品性和追求出发，坚信他一定是遇到了困难才会断了联系。

因此周恩来顶住压力，特地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延后，坚持要等到李四光归来才召开。这也使得，当李四光冲破重重阻碍、历经波折来到北京的时候，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信任和尊重，也因此得到了心灵的熨帖。

此后，周恩来为李四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而李四光也深受感动和鼓舞，强忍病痛，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合作的情谊。

因此，当李四光逝世的时候，周总理也不由得为战友和朋友的离去而泪如雨下。

特别是当他看到有关人员不重视对李四光同志的追悼，无视他应有的规格和待遇，在仅能容纳10来人的小礼堂草草举办以至于来参加的亲友都在室外淋雨，并因国务院没有准备追悼词而陷入沉默的时候，罕见地发怒了。

他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直接走到扩音机前，代表国务院向李四光的亲友致以深深的歉意，又拿出了衣袋里李四光女儿写给他的信，郑重而又哽咽地念出了李四光病逝前一天与女儿的对话，以及他话里话外对祖国的无限深情与牵挂。

那个时候，李四光还在祈求着能够再多活半年，这样他才能够和同事们一起去征服地震预报，为国家的安全再上一层保护锁。

小结：

在宣读完信件之后，周恩来又郑重地把信件折好放回了自己的口袋里。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再度慰问了李四光的家属，并向其遗体做了最后的道别。

李四光已经离开了人民，但他的精神，他的研究结果，他培育的人才，他共事的其他研究者，都在继续推动着中国地质工作的进展。